都市圈问题是我们国家新型城镇化进入新的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北京、上海等等这些发展比较早的城市，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市病的困扰，高质量发展内涵很丰富，但是解决城市病是基本的要求，是前提，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我们的城市谈不上高质量发展。

都市圈是大都市发展内在规律的基本要求，当城市小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再大一点，它就会出现城市的拥堵，因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城市达到一定的规模，就是在单一空间上达到一定规模就会超出规模经济的要求，就会出现城市病，就要组团式发展了。到一定阶段就要形成都市圈，在都市圈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扩展，或者若干个都市圈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才叫城市群。现在我们的认识可能跳跃比较早，我们从单个城市一下子跳到城市群，这可能没有抓住解决中国城市病的根本问题。

城市一定要集聚，城市的集聚是城市规模经济的前提，规模经济也是城市竞争力的所在。只有集聚，只有规模经济，才能形成分工，才能形成更大范围的辐射带动，这个城市才有竞争力，才有能力，城市的魅力和竞争力也来源于此。但是集聚就会带来规模不经济，特别是在单一空间上集聚，在西方城市化过程中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出现了分散主义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看起来简单分散也不行，也还要集中。所以集中主义一直在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反散主义也在影响着，两者折中综合结合起来就形成我们实操中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大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的都市圈结构，这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战略。

在西方一些城市化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最早遭遇城市病困扰，尤其是伦敦。在他们解决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城市要发展的话，就要形成一个中心城、副中心新城，或者叫中心城、新城，或者叫中心城、卫星城这样一个空间分散化的，但是中间又有中心区域带动的结构，我们叫都市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被忽略，就是没有抓住轨道交通的关键。我们研究比较了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和北京，他们的人口不比我们少，车辆也不比我们少，为什么人家不拥堵？第一，他们解决了城市交通公共交通占主导的问题，80%的人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开小汽车的人被压缩在15%左右，这样就不会造成拥堵。第二，他们公共交通当中轨道交通占到整个公共交通出行的70%—80%，而这一条是我们考察团没有看到的，这才是最关键的。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在中国一说轨道交通就是地铁，其实地铁只是轨道交通的一种形式，地铁一公里一站，不能修得太远，半径15公里以内以地铁为主，越密越好，但是15公里以上就要用快轨，好几公里一站，一定要让30公里的居住者一小时能上班，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层次。第三层次就是卫星城和新城，一定是在30—70公里范围内形成一站式到达的市郊铁路，这才是解决大都市圈形成必须具备的骨架结构。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都市圈主要的交通结构，它承载了整个交通区域的60%—70%的交通，这个城市的都市圈才形成了，这恰恰是我们所忽略的一个问题。

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打造现代都市圈要抓住四个关键。一是创新理念，理念很重要，总书记说我们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但是规律在哪里？我认为规律就是城市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要分散，不分散化就要出现城市病，只是城市病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所以在规律上要认识到，确实城市规模到一定程度就必须分散化。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们把都市圈和城市群混淆，这个混淆对我们认识都市圈有害处，为什么？解决城市病是都市圈来解决，不是城市群来解决，因为交通的通勤需求是在都市圈里解决的，我们连起来叫城市群，各自的城市病依然存在无法解决，所以都市圈是不能跨越的一个阶段，从单一城市到城市群各自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不能跨越的阶段，否则我们的城市病是解决不了的。

第三个误区就是一说轨道交通就建地铁，这是错误的，把地铁拉那么远没有用，远的地区必须修市郊铁路或者快轨，保证远的人也能在一小时内上班。另外要推动中心城市向分散化、多中心，同时又有机联系的空间格局演进。轨道交通要发挥城市空间优化作用，所以要发挥这样的主动引导城市空间优化的作用。

最后一个观点就是体制机制上建立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机制。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不知而不为，我们理论研究滞后，不知道城市规律，确实走了很多弯路。第二是知之而不去为，这是我们的体制机制短期化、干部考核机制等等。第三是为之而不持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根本上来进行改革创新，才能保证城市可持续发展。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赵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