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以“‘三重压力’下特大型城市稳增长促发展的形势与任务”为主题的第五届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高层论坛在郑州举行。论坛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郑州师范学院、河南省高校智库联盟、顶端新闻联合举办。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社科院、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湖北省社科院、北京市社科院、四川省社科院、河南省社科院、上海财经大学、重庆工商大学、河南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郑州师范学院等单位的十多位专家出席并发表主旨发言。现将专家发言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特大型城市应在缓解“三重压力”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1.特大型城市稳增长促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专家指出，我国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有21个，其中超大城市7个，特大城市14个。特大超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合计近3个亿，占全国人口的20.8%。2021年GDP合计33.3536万亿，占全国GDP总量的29.2%。今年上半年，21个特大超大城市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重达31.95%，其增长和发展状况对全局的影响举足轻重。

专家指出，“三重压力”对特大超大城市的冲击和影响更大。去年全年平均增速是8.1%，低于全国平均增速的特大型城市有9个。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的下行变化看，有近一半的特大型城市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年上半年全国GDP实际增速为2.5%，42个主要城市中18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占43%，而这18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特大型城市有9个（昆明、郑州、哈尔滨、天津、沈阳、深圳、济南、南京、长沙），占比较大。稳增长促发展形势不容乐观。

2.特大型城市应对“三重压力”的成效研判

专家认为，综合研判特大型城市应对“三重压力”的成效，可以得出四点结论：第一，今年以来，根据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各个特大型城市克服重重困难，在应对“三重压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健康运行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第二，特大型城市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困难和压力。统计数据表明，无论是2021年还是今年上半年，都出现了多个国家中心城市经济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国家中心城市GDP总量全国占比下降的情况，这是不正常的。第三，导致部分特大型城市国家中心城经济运行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疫情突发是不可抗力，但也存在工作方面应对不足、举措不力的因素，特别是一些地方出现了“防住了疫情、没有稳住经济”的问题。第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治理好特大型城市，特别是解决社会需求不足消费不振问题，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打通物流和产业链上下游衔接堵点，通过保市场主体达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的，特大型城市面临严峻的挑战，正在经历一场大考。

3.特大型城市可以在缓解“三重压力”方面应该有更大作为

专家认为，特大型城市地位特殊，应该也可以在缓解“三重压力”方面有更多责任和作为。一是，特大型城市要利用自身优势条件，持续聚集、挖掘和培育创新资源及创新力量，不断向社会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产品层面的新供给，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示范引领其他城市和地区；二是，特大型城市要从更高的视角和定位，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拓展城市居民投资和消费的新空间，并通过乡村振兴，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更好农业农村消费的新产品、新场所、新模式，在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提升全社会的消费热情和预期；三是，特大型城市要重视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和房地产信贷萎缩后居民融资去向及便利性问题，应认真研究如何助其稳定、优化、成长，以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投资率；四是，特大型城市要重视产业链终端企业、头部企业、创新型企业对周边区域的幅射，即通过向周边中小城市的扩散，既支持了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又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高端化专业化水平。

4.特大型城市缓解“三重压力”的核心任务

专家指出，特大型城市地位在缓解“三重压力”中发挥核心作用，要体现在全面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精神，努力平衡好三者的关系。其核心任务：一是协调好防疫情和稳经济的关系。要深入分析影响全国经济大盘的重点区域、重点产业，拟定详尽的应对方案，协调好防疫情和稳经济的关系。从区域看，上海和江苏、浙江、广东的特大型城市对全国经济影响最大，需要更高要求、更高水平地统筹好防疫和稳经济的关系。要关注重点产业。以上海为例，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全国占比高，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力系数也都较高，需重点关注。二是抓住稳经济的重点，让特大型城市继续挑大梁。2022年7月7日，李克强总理在福建召开东南沿海5省份（福建、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座谈会；8月16日，李克强总理在深圳主持召开6个经济大省（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政府负责人座谈会。从统计数据看，这些经济大省的特大型城市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呈现企稳回升态势，高技术产业展现较强活力，外贸增速实现逆势上扬。要压实这些特大型城市稳增长的责任，同时，体现责任和权利对等原则，给予这些特大型城市较大的自主权和必要的政策倾斜。三是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四方面的安全：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经济安全、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和安全。2022年以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增加，国内保供应、提质量、优结构的任务越来越重。因此，特大型城市要提高政治站位，既要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保持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又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

二、特大型城市在稳住经济基本盘方面如何挑大梁作表率

1.特大型城市要在关键指标和关键环节上起到顶梁柱作用

专家强调，为了稳住经济的基本盘，中央要求经济大省要挑大梁。而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引擎的特大型城市更应当积极作为，主动担当起顶梁柱、压舱石的重任。这个重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关键指标上要能够上得去。关键指标最基本的是两项，一个是经济增速不能低于全国和所在地区的平均水平，否则就很难稳住经济基本盘。另一个是经济的份额不能低于人口的份额，如果经济份额没有超过人口份额，作为特大型城市是不合格的。二是在关键环节上要撑得住。第一点是在统筹防疫与经济发展中，要发挥出特大型城市的科学治理能力，特大型城市在城市管理治理上的水平，要切实的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疫情控住、控好，并尽量减少静默面和静默期的静态管理，尽量的减少其对经济的影响，做到精准防控。第二点是在三架马车协同发力中，要落实好中央关于稳经济、投资、消费，稳市场主体、促就业的一揽子政策，特别是要发挥好有效投资的关键拉动作用和消费能力强的刺激作用。三是在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畅通中发挥节点和枢纽作用。特大型城市多数都是都市圈、城市群的龙头，在产业链、供应链上处在一个重要的节点枢纽地位，因此，特大型城市不能出现断点和堵点，尤其是在物流保通畅方面、产业链上上下游之间，特大型城市一定要稳住，体现出特大型城市综合实力强的经济韧性。

2.特大型城市要在相关区域发挥示范和表率作用

专家认为，从区域上来分，应对“三重压力”稳增长，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形成特大型城市勇挑大梁、奋勇争先的雁阵格局。首先，东部沿海特大型城市要成为挑大梁的领头雁，这是第一方阵，东部11个特大型城市占了全国特大型城市一半多，尤其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不仅自身体量大分量重，更重要的是，上海是长三角地区的龙头，长三角周边城市都深受其影响，某种意义上它还是全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其影响是全国性，上海经济复苏进度及成效对全国基本盘的影响不可小觑。其次，中西部特大型城市要发挥比较优势，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中流砥柱。中西部的特大型城市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中西部地区稳增长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作用巨大，要一城一策，发挥比较优势，为新时代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再次，东北几个特大型城市要正视存在的不足和短板，在地区振兴和留住人口、留住人才、留住企业、留住投资等方面，勇于担当，积极作为。

3.特大型城市在稳住全国经济大盘中要发挥引领作用

有专家强调，特大型城市地位特殊、综合条件好，在稳住全国经济大盘中能够发挥引领作用，要着重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扩大优质的供给。特大城市都拥有一批实力雄厚的传统产业，要着力数字赋能、绿色转型，进一步提升质量和效益，在源源不断提供优质产品方面大做文章。对于新兴产业，应着力在技术引领、品牌运营上扩大优质供给，在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自主创新上聚焦资金和人才，力争在产业链条上的工艺、标准和新品研发上，发挥引领作用。要拓展挖掘服务业优质供给。生产性服务业如物流、金融、设计、商务等，应在精准化、高效化上着力，挖掘优质供给的新增长点；生活性服务业要因疫升级、因时提档，倡导无接触消费、无人驾驶、网上直购、直播带货等新型消费模式，以及适应防疫要求的健康、养生、休闲、娱乐等消费新业态。二是释放有效需求。投资需求重在升级换代、完善功能。围绕新基建、城市更新、综合管廊、海绵城市等存在的短板谋划投资项目。房地产投资应瞄准新市民，瞄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瞄准从公租房转向长租房带来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重在业态拓展、模式创新。特大城市在信息消费、网络消费、线上消费包括线上会议、线上培训、线上娱乐等新型消费需求方面潜力巨大。特大城市在“一老一小”方面压力越来越大，迅猛而来的银发消费以及放开生育之后所产生的育婴、托幼等消费需求，亟需进一步配套相关产品和服务供给。近年涌现出的许多新消费模式如方兴未艾的首店经济、夜经济以及年轻人热衷的电子竞技游戏、剧本杀等，都是释放有效需求的新增长点。进出口贸易投资需求重在双向增效、转型升级。出口贸易要进一步提升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进口贸易要加大引进技术和管理。特别是服务贸易要进一步挖掘特色和潜力，如中国的文化、戏剧、中医药都可能是未来扩大服务贸易的潜在增长点。同时，特大城市的FDI，实际利用外资也要摆脱过于偏重制造业或传统产业的局面，加大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上的引资引智力度。ODI走出去投资要摆脱过于偏重境外农业、房地产、酒店等传统产业的态势，要依托海外仓、境外经贸园区，大力开展第三方合作。三是畅通动力系统。不管是优质供给还是有效需求，都离不开特大城市动力系统的畅通和活力。具体包括：一要配齐建强创新的链条。要整合创新的要素、资源、平台，优化创新的生态。这既涉及到科技、教育、人才等不同的方面，也涉及到研发、孵化、中试、推广等不同的环节，更离不开头部企业、科研院所、大学院校以及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特大城市应在产学研融方面探索适宜的模式，实现创新要素的贯通和运转的畅通。二要在健全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上下工夫。特大城市政府行政效能要进一步简约高效适用，还要瞄准营商环境中的短板、软性服务的不足，加以改进，使特大城市的投资、商务服务质量有明显的提升，办事的效率、办事的成本、办事的流程得到明显的改观。

4.特大型城市要因地因时因势为稳增长发挥支撑和托底作用

有专家强调，稳住经济大盘，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在落实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等方面多管齐下，协同发力。就特大型城市而言，应该有很强的角色意识，因地因时因势为稳增长发挥支撑和托底作用。要从五方面着手：一是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实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和层层加码，科学精准做好疫情防控。畅通物流大循环和微循环，支持重点企业实施闭环管理。二是推动制造业创新发展。沿海的特大型城市要用好“强链固链补链”基金，稳住优势产业集群，探索建立大规模静默条件下仍具有发展韧性的“城市群供应链闭环”，制定重点产业集群和关键制造企业AB厂替代供应计划。内陆特大型城市，要加快构建以都市圈和城市群为基础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体系，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承接产业转移，建立战略备份园区和战略备份生产线。三是稳住外贸高增长的势头。沿海的特大型城市要用好自贸区等开放型功能平台，加快制度型开放。内陆特大型城市要用好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支持跨境电商、海外仓等发展，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四是激发投资和消费潜力。特大型城市要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机制，切实保障重大项目落地。用好政府债券和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社会资本投资。采用发放消费券、拓展新型消费、建设消费中心等方式，深度挖掘消费潜力。五是稳定房地产市场。鼓励地特大型城市方政府设立房地产纾困基金，推动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开展以项目为基础的合作，创新房地产企业化解债务风险的举措，着力稳住房地产市场。

5.特大型城市要因势利导改进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有专家以上海为例，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特大城市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命题和考验，指出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城市、国际大都市，从城市治理的角度，宁愿把此次疫情带来的冲击当成一次重要的压力测试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机遇，从而为将来迎接可能的更大的挑战积累经验。

有专家认为，要把疫情对上海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转变成为一个持续进行转换、持续巩固核心功能提升、持续推进创新改革开放的紧迫任务。要因势利导，积极探索“平急结合”的城市治理的体系和对策，形成包容分层的城市治理体系，特别是要进一步加强下沉共享的社会治理资源的配置，还需要探索创新更多高效适用的路径和模式。从长远看，要把城市治理落到提升特大城市信用体系的建设上来，发挥信用体系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真正让特大城市在稳经济底盘过程中通过市场的监管以及信用体系的引导，形成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三、国家中心城市作为国家城镇体系的塔尖应在稳增长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1.要综合评估国家中心城市的作用和功能

有专家认为，我国目前有九个城市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它们批复时间不同，建设和推进方式方法各异，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全面评估。有专家以成都市为例，认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呈现三个效应：一是实现人口高效集聚。成都“七普”总人口2094万人，占全省人口的25%，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61人，是全省的3.58倍。人口扩容最多在第二圈层，这一圈层人口密度在2000-4000/平方公里之间，成都人口高效集聚为四川摆脱全要素生产率低的困境创造了条件。二是重塑城市现代化功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以来，承载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新经济、新经营模式、新消费业态的能力明显提升，电子信息、汽车、重大装备、物流等产业集聚度显著提升，商贸功能、金融功能、旅游集散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国际化功能显著提升，基本形成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金融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性综合交通通信枢纽，为四川稳增长和迈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三是再造区域发展新动力。高新区、天府新区、西部科学城、东部新区等承载能力增强，高校和各种研发中心集聚，不仅大大提升了产业创新能力，也推动了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使成都成为中西部创新策源地；城市生活环境改善，文化生活丰富，教育、医疗配套，交通更为便捷，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口和新的消费业态进入，因集聚高端要素形成的新组合，催生新产业和业态，从而成为新产业和新业态的重要发源地。

2.国际中心城市稳增长促发展的主要路径和手段

专家指出，九个国家中心城市不仅是我国城镇体系的最高层级，而且分布在东中西要塞区域，对稳增长促发展、稳住经济大盘负有更大的责任，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中心城市引领恢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投资，投资的重点在加快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落地，加快5G和智慧城市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挖掘国家中心城市的巨大消费市场、有效投资需求，聚焦新基建、重大创新平台、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枢纽经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领域，推进更多重大项目落地。做好房地产纾困工作，统筹运用信贷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支持危困房企的问题楼盘项目，做到保交楼保民生。二是充分挖掘消费潜力。国家中心城市基本都是人口集聚区，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挖掘消费需求潜力，这既是对冲疫情影响的有效举措，也是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要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突出品牌消费、免税购物中心建设、文创及文化产品消费。抓新场景消费，如新零售、数字消费和元宇宙方面就大有文章可做。抓绿色消费，推广绿色产品，抓好物资的回收利用、能源的有效使用、对生存环境和物种的保护等。三是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和竞争力。加大引导力度，恢复企业信心，持续改善发展预期，激发民间资本的信心和活力。促进银行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便捷对接衔接，提高中小微企业首贷率和信用贷款比重，进一步增加信贷资金投放规模、创新融资方式。强化创新型企业培育。引导企业加大技术改造、设备更新、智能化改造等资金投入；加快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或创新型头雁企业”全过程的梯度培育体系。四是推动更好水平的创新发展。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培育产业“新赛道”，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推动制度创新。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科技+产业+金融”协同互促的政策体系，完善法制保障。推动人才引育。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三链”融合。整体谋划、有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全周期发展。推动生态搭建。以“科创+产业”为抓手，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创新生态圈。

3.国家中心城市稳增长促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点

专家认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9个国家中心城市，均处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核心区，应该也可以在“三重压力”下主动作为，勇挑大梁。

一是突出科技创新强化供应体系。做到应急与谋远相结合，在科技自立自强上狠下功夫。加快布局和建设国家实验室及基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发挥举国体制优势，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强核心技术攻关，集聚高端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环境，着力提升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的能力和水平，打造一批新的“国之重器”。加快“卡脖子”技术攻关，不断完善龙头企业牵头的核心技术攻关新机制，组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努力攻克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二是不断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围绕增强供给的安全性、稳定性、根植性及竞争，加快在芯片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勇攀世界半导体存储科技高峰。大力发展量子信息、商业航天、空天信息、人工智能、数字创意、氢能等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产业链科技化现代化水平。大力发展供应链总部经济，吸引供应链要素集聚，布局重大项目。鼓励大型供应链管理企业通过投资并购、资产重组、强强联合、战略协作、企业联盟等方式，提升供应链服务能力。加大对供应链技术研发政策、资金等扶持力度，助推企业实现供应链技术突破。

三是充分发挥投资促进增长的关键作用。深度挖掘释放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等领域蕴含的广阔投资空间和增长潜力，进一步发挥先进制造业投资、现代服务业投资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中的能动作用。利用各种经贸洽谈会等会展平台，加大面向国内外的招商引资力度。加大交通、水利、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强要素保障，加大土地征迁力度和项目用地供应。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支持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交易和新型产业用地供给模式。

四是以消费经济牵引需求扩容。充分发挥区位、交通、商贸、物流领域的基础优势，畅通循环大通道提振消费，应对需求收缩。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打造国内外知名的消费地标。发挥自贸区作用，培育形成一批进口贸易特色明显、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企业和平台。做大做强消费品牌，鼓励“老字号”将传统与现代服务手段有机结合。发掘新消费业态，扩宽新消费领域，引入品质消费、健康消费、时尚消费、文化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宅经济。优化消费环境，扩大重要消费品追溯体系覆盖，打造安全、放心、公平、便利的市场消费环境。

五是增强市场信心推动预期向好。释放积极的政策信号扭转预期。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负纾困力度。通过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营造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良好环境，促进市场更加有效运行，让广大市场主体“活下去、留下来、发展好”。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提升融资平台功能，通过新注册私募基金，新增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方式，加大金融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力度。针对国家中心城市高校、大学生资源丰富的特点，更大力度地促进创业就业。

4.国家中心城市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年度经济增长目标

有专家指出，9个国家中心城市中有5个省会城市（广州、成都、武汉、郑州、西安），他们之间更具有可比性。而从2022年这五个城市预计增速和今年上半年实际增速看，多数城市实际增速不及目标的一半甚至不及三分之一，与年度预期增长目标差距甚大。

具体数据如下：广州市，2021年GDP总量2.82万亿元，同比增长8.1%；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5.5%左右，上半年实际增速为1%。成都市，2021年GDP总量1.99亿元，比上年增长8.6%，2022年GDP增长目标为7%左右，上半年实际增速为3.0%。武汉市，由于2020年基数低，2021年GDP增长1.77亿元，比上年增长14.1%，2022年GDP增长目标7.5%，上半年实际增速为4.3%。郑州市，2021年GDP总量1.27亿元，同比增长4.7%，2022年增长目标为7.5%，上半年实际增速为2.5%。西安市，2021年GDP总量1.07亿，比上年增长4.1%，2022年GDP增长目标7%，上半年实际增速为2.9%。

根据7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的精神，国家中心城市更要“勇挑大梁”，把“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作为头等任务，锲而不舍地一抓到底。根据上半年成都等城市的经验，还是要围绕三个效应展开工作：一是抓能带动中高端要素投入的先进制造业投资项目，并将其作为引领服务业升级的引擎；二是抓能够带动空间优化的现代城市功能投资，包括轨道交通圈、产业园区、创新平台、城市基础设施等宜居宜业环境建设，强化特大城市对先进要素和高素质人口的吸引力；三是抓带动都市圈基础设施、产业链、市场、园区、创新平台等的共建共享机制建设，畅通要素、商品和人员循环。